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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与上党的情缘

本刊专稿 郭存亭

唐宋至今的历代文坛,均以“唐宋八大家”之名赞誉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洵、曾巩的文学成就。唐宋时期的这八位文学大家,是主持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给当时及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同样,也深深地影响着上党地区。

我曾无数次走进沧桑的历史深处,打捞唐宋八大家与上党过往史的碎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辙,他们曾多次上太行,或到上党,或过潞州,或居潞州,都与上党结下了不解之缘。就连未曾上过太行的王安石、苏洵、曾巩,也在历史记忆的深处,与上党结下了不解的“文字”情缘。阅读泛黄的古典记忆,穿越历史的天空,探寻八大家与上党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在点点滴滴的文字记载中,我触摸到了深藏在八大家心底那份特殊的上党情。

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誉,后人对他的评价也颇高,在明时就被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在唐宋八大家中,韩愈与上党结下的情缘最深。至今,他的后裔还生活在上党。唐贞元五年冬,22岁的韩愈在洛阳,与河南府法曹参军卢贻的女儿卢小姐结婚。而卢贻的妻子苗夫人是唐玄宗时宰相苗晋卿的侄女。苗晋卿乃上党壶关人,自然,韩愈顺理成章成为壶关苗氏家族的女婿。这在《壶关县志》中有记载:“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丞相太保太师韩国公苗晋卿逝世,葬于东都洛阳龙门山。其婿韩愈作墓志铭记其事。”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在上党铜鞮任职,韩愈也曾客居潞州。在长治市潞州区,以及襄垣县、沁县、黎城县等地的土地庙、文公祠,都有供奉韩愈的说法。长治民间则把韩愈演绎为土地神,即民间所谓的土地爷,其故事源自潞州区故漳村的民间传说。故漳村每年农历二月二日要进行祭祀韩愈的活动,并有曲艺、舞蹈、社火献演等,场面格外隆重。也由此,韩愈留在长治地区的故事特别多,故事承载的历史内涵,都是韩愈与上党情缘的最美见证。正是这些特殊的情缘关系,我们对于民间把韩愈尊为“土地神”的说法,也就更好理解了。

柳宗元在唐宋八大家里排第二位,他的文化与思想对上党具有深远的影响。上党,虽然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但在柳宗元的笔下,可谓山川秀美,风光旖旎。柳宗元曾多次到过上党,这里不仅有他的朋友,他的族人也曾在潞州任过职。柳宗元在柳家的族谱中排在第三十代,他的父亲柳镇在安史之乱时,奉母之命载家书隐居于王屋山。有研究者称,柳镇还曾到太行山隐居过。柳宗元与上党的“文字”情缘,可见于《柳河东集》里的《潞州兵马曹柳君墓志》,以及他的族人在潞州任职的记载。柳昂是柳宗元家族的第二十四代,北周武帝宰相。隋朝名臣,据《潞安府志》记载,开皇时任潞州刺史。所以,柳宗元与上党结下的“文字”情缘也是格外深厚的。

排在唐宋八大家第三位的是欧阳修。庆历四年后欧阳修不止一次到过上党,他多是来上党出差办公的。欧阳修有四个儿子,其中三子欧阳棐曾知潞州。有地域文化研究者称《潞州城南柳林二首》是欧阳修路过潞州,在潞州看望任职的儿子,游览潞州城南柳林时所写,被《潞安府志》收录。欧阳修在京城任职期间,他没有忘记熟悉的上党,没有忘记熟悉的潞州,当潞州多地上报朝廷给庙宇禅院求赐题额时,他都亲自督办赐牒碑。

王安石排在唐宋八大家的第四位,他一生的主要政治成就被历史称之为“王安石变法”。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思维里,潞州是他的首选之地,但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应该是没有到过潞州。因此,在他的故事里就有了他拒收潞州紫团参的传奇故事,也留下了他对潞州官人许多点赞式的记载。熙宁二年,王安石的新法开始推行,至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结束,历史上亦称“熙宁变法”或“熙丰变法”。王安石的变法主要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在王安石的变法中,潞州是其推行变法的首选之地。他曾上书宋神宗在潞州设置“交子务”,这在推进我国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方地区的发行与流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王安石作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时,也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围绕变法革新阐述自己的政治见解与主张。在他的笔下,记载了好多地方文人与官人的业绩与生平,其中就有几位上党人的故事。这些留在历史碎片里的点滴记忆,可以看出王安石思维里的上党,曾是他寄托过梦想的地方,尽管是昙花一现的美好。

在唐宋八大家“三苏”中,排位最前的是苏轼。苏轼生性旷达,善于结交朋友,喜好美食品茗,也爱游山玩水,黄庭坚称他是一位“真神仙中人”。苏轼曾多次到过上党,他的诗文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他说过:上党从来天下脊。其意告诉我们,他到过上党,而且是多次。他曾经移植过上党壶关紫团参。在苏轼的诗文海洋里,“飞狐上党天下脊”的诗境,就是他多次到过上党、描绘他与上党结下深厚情缘的最美诗篇。梅庭老是苏轼的好友,熙宁七年正月被任命为潞州学官,苏轼在润州送别好友,特意写下了《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一词送与他。在苏轼以前的词里,《浣溪沙》词调大多只用于写景和抒怀;而在《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里,却用来写临别与友的赠言,其用意不言而喻。从《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里可以看出,苏轼对上党、对太行山、对潞州是非常了解的。苏轼在他的《赠写真何充秀才》里,第一句就写道:君不见潞州别驾眼如电,左手挂弓横撚箭。我们暂且不论作品的内容,仅从首句就可以见证苏轼与上党的情缘。

在唐宋八大家“三苏”里,苏辙排在第二。这位北宋著名的散文家,与父苏洵、兄苏轼齐名。走近苏辙,品读他的文章,研究他的创作,文字间凝结着他与潞州那些“藕断丝连”的情缘,使历史的岁月格外地沧桑。在历史的记忆里,苏辙也走过太行,并且留下了他唯一的记载。在苏辙的笔下,潞州有他心仪的人,潞州官吏、潞州英雄,都是他心中值得记忆的,就连从“潞州保卫战”打出天下的半截英雄唐庄宗,也是他要圈点的主要对象。“潞州保卫战”即“三垂冈之战”,这是唐朝末年在潞州发生的一场奠定后唐基础的大战。三垂冈,也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引无数英雄称颂。潞州保卫战的英雄李存勖,于同光元年称帝,国号为唐,史称后唐。但他后来沉迷于声色,治国乏术,重用伶人、宦官,同光四年死于兴教门之变。从上党三垂冈走出的唐庄宗,即后世文人所称的“半截英雄”李存勖,应该说是苏轼心仪之人,但遗憾的是李存勖后期骄奢淫逸,至使宫廷政变而国破身死。所以,我们再读苏辙的评价,对“半截英雄”李存勖是惋惜?还是憎恨?无需再言了。

唐宋八大家里排在最后的是曾巩先生。他一生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文学成就突出。作为北宋名臣后代的曾巩,没有到过上党,但在他的笔下,在他的作品《隆平集》里,他最称许、最赞赏的潞州英雄,就是从潞州风云中走出的上党李氏将门李处耘父子。在《隆平集》里,曾巩称许攀龙附凤、平定潞州判乱的英雄李处耘有勇有谋,称许李氏将门英雄李继隆勇智过人,更称许潞州上党外戚英雄辈出。曾巩为何要花费笔墨来赞赏李处耘呢?原来,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其核心人物除潞州潞城的苗广义外,还有一位谋士为成功兵变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就是上党的李处耘。经过陈桥兵变,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历史。陈桥兵变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嘉奖并重用了有功之臣,其中还成就了一位潞州籍皇后,即宋开国元勋李处耘的二女儿,也就是明德李皇后。这就是曾巩先生在《隆平集》里,赞赏潞州走出的大英雄李处耘的主要原因。苏辙与曾巩两位大家虽然都评述过“潞州风云”中的名人或英雄,但在文字的背后,更多的是留给了上党“文字”情缘的特殊记忆。

在唐宋八大家“三苏”与上党的历史记忆里,苏洵没有到过上党。从苏洵留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他的《六国论》既论太行也论上党,这是苏洵与上党唯一结下的“文字”情缘。

但在苏洵众多的作品中有一篇《辨奸论》,因这篇文章的著作权问题,始终牵着“潞州”之名,使他与潞州之间演绎了一串不该有的历史故事。

在一拨又一拨的争论中,得出了观点:《辨奸论》是苏洵为了讥讽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经清人考证,才定为曾任潞州长子县尉的邵伯温假托苏洵之名的伪作。

关于《辨奸论》真伪问题的研究,从清初开始到20世纪末,还在进行着,至今在文史界仍无一个圆满的定论,也由此还在演绎着苏洵与潞州不该有的故事。总而言之,追寻唐宋八大家与上党的历史情缘,在历史记忆的深处,都能找到他们在上党留下的“文字”足迹,以及那份埋藏在上党历史文化深处的厚重情缘,这,难道不正是上党历史文化璀璨的一个最美见证吗?

责任编辑:孙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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