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保会客厅】苏伯民：秉持“莫高精神”输出“敦煌经验”

“莫高精神”是一代代莫高窟人信念的体现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一代一代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

苏伯民介绍，“莫高精神”这16个字是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时，由敦煌研究院的老院长樊锦诗总结出来的。在敦煌研究院70周年院庆即将举行前，樊锦诗院长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敦煌研究院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70年中在保护、研究、弘扬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哪些精神方面的因素有关系呢？后来一代代年轻人将会继续按照老一代开创的保护、研究、弘扬的道路持续走下去，那么老一代人是秉承着什么样的精神支撑才能取得今天辉煌的成绩呢？她思来想去，最终总结出了这16个字。

据樊锦诗院长回忆，敦煌研究院成立于1944年。建院的时候，莫高窟可以说是一片苍凉，很多底层洞窟都被风沙掩埋，很多壁画、彩塑都面临即将脱落、倾倒的危险，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以常书鸿先生为代表的第一批莫高窟人来到莫高窟时，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景象。当他们进入洞窟，看到里面从南北朝时期到元代十个朝代留存下来的精美的壁画时，认为需要很好的技术、很好的一批人才，来对这批壁画进行保护，因为它们是我们国家的文化瑰宝。

苏伯民表示，正是这样的想法，让那代人坚持留了下来。在没有经费、生活条件特别艰苦的情况下，他们开始了对莫高窟进行保护研究的工作。在当时没有任何机械条件的情况下，他们清理洞窟积沙、想尽办法对壁画采取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挽救了大量濒临脱落的壁画。与此同时，他们从全国各地招募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到莫高窟，开始了对莫高窟考古、美术等方面的研究。一段时间过后，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使得莫高窟一片苍凉残破的景象慢慢得到了改善。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莫高窟的“容颜”一步步慢慢地恢复了昔日的光彩。

敦煌莫高窟第112窟反弹琵琶

苏伯民逐字对莫高精神进行了解读，他说：

“樊锦诗院长是1963年来到莫高窟的，比常书鸿先生晚了一些年。常书鸿、段文杰以及后来的几代莫高窟人，始终都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要在这特别艰苦的荒漠戈壁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坚守下来。所以，樊锦诗院长后来总结的‘莫高精神’的第一句话就是‘坚守大漠’。”

“这批莫高窟人几十年中就一个想法：要把这批珍贵的遗产保护好。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无论生活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难以过去的困苦，他们都能坚守下来。这是一种特别虔诚或者甘心的奉献精神，所以樊锦诗总结的“莫高精神”的第二句话就是‘甘于奉献’。”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联合国以及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在党和国家（特别是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的支持下，莫高窟开始了国际合作。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我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前后的过程中，特别是申报的过程中，樊锦诗院长这一代莫高窟人，学习了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联合国发布的相关宪章理念。后来，我们开始和国际文物保护机构广泛开展合作，学习他们关于文化保护的理念、技术还有研究的科学方法，探索适合于莫高窟长久保护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措施。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即‘莫高精神’的第三句话‘勇于担当’。”

“‘莫高精神’的最后一句话，是‘开拓进取’。莫高窟是我国的珍贵文化遗产，也是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如何把莫高窟保护好，把它的价值逐步挖掘、阐释出来，向全社会进行广泛传播和推广，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增强作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自信？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些年来，我们在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科技手段，自主组建了科研团队，积极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科研计划，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使得莫高窟的保护做得越来越好。同时，我们也拓展了像数字化保护等新的科技手段，在旅游管理、游客开放方面也创新性地提出了很多新方法，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便是一种开拓的精神。”

敦煌研究院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各界支持

1987年，莫高窟成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从那个时候起便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关注和关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牵线搭桥下，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敦煌研究院开始和国外的一些文化保护机构开展了有关莫高窟保护、管理以及相关技术方面的合作。

苏伯民认为，敦煌研究院在事业、工作上取得的进步，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

“这些年中，我们最早在美国盖蒂基金会支持下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开展了长达30多年的合作，包括风沙的治理，莫高窟壁画的保护技术，以及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保护规划、游客承载量等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在美国盖蒂基金会的支持下得以完成的。开展这些研究的过程中，敦煌研究院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双方密切开展合作，使得莫高窟的保护管理一步步发展得更好。这些成果也都很好地应用在了莫高窟的壁画保护、遗址管理等方面。”

莫高窟第148窟数字化采集工作现场

“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中，敦煌研究院最开始是得到了美国梅隆基金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梅隆基金会支持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西北大学开展了数字化方面的合作。我们当时也和国内的一些高校（比如浙江大学）以及甘肃省科技厅展开合作，在国家部委的支持下，探索数字化技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也形成了一整套数字化采集、数字化数据处理、存储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

“人才培养方面，敦煌研究院的很多学者都在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和其他的学习机构做过访学。这些经费主要来自平山郁夫先生支持的日本文物保护振兴财团，他们每年会提供两到四个名额，资助敦煌研究院学者去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进行访问交流。这样的访学经历，大大提高了敦煌研究院的学者们在研究方面的水平，拓宽了他们的学习视野，助力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的发展。”

苏伯民强调：“特别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持续关心支持敦煌文物保护各项事业的发展。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们共同发起了数字供养人项目。这个项目的资金使得我们完成了莫高窟第55窟数字化采集工作。后来，我们还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罗哲文基金等展开合作，开始了对莫高窟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

“最近几年，我们和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也希望今后莫高窟的各项工作能够继续得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支持。我们以往所取得的一些比如数字化项目的成果，譬如通过数字化的手段所采集到的高清的敦煌壁画的图像，在敦煌学的研究、考古以及对外的合作展览当中，都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之后，我们希望在文物保护和文物数字化方面，持续得到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的支持。”苏伯民展望道。

敦煌文物保护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可以说主要是依靠科技，也离不开科技。”苏伯民说。

他表示，文物保护在我国算是比较后期建立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但在这几十年当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也有大量的成果涌现。这些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文物保护效果也越来越好。

“我本人几十年都在专门从事文物保护科技方面的研究。我亲身的体会就是：文物保护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需要各个学科的原理、相关知识，以文物保护的需求为对象，开展各方面问题的研究，才能使得我们越来越清晰地了解到文物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产生的原因，以及我们如何选取或采用适合的保护材料、适合的保护方法对文物进行最适宜的保护。现在这种理念也成为了社会各界的共识。”苏伯民结合自身经验分析道。

敦煌莫高窟第55窟壁画保护修复工作现场

“从敦煌研究院的经历来讲，比如在壁画保护方面，1957年我们就开始了国际合作，引入了一种注射的方法修复起甲壁画。当时，针对这种材料，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国专家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后面是我们自己的专家通过科研的方法，筛选选取了适宜敦煌壁画修复的保护材料，并用这个保护材料抢救了大量的壁画。”苏伯民细数过往经历，“后来，我们与国外科研机构合作，学习了国外在研究文物保护方面所使用到的各种方法、所沿用的保护程序，以及对材料解析的技术方法、评价文物保护材料的指标等。这里面都是采用了科技的手段。”

苏伯民分析说，时至今天，我们解决文物保护遇到的难题和瓶颈问题，都是要用到科技的方法。文物保护作为一门科技性很强的专业工作，需要解决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对古代材料和工艺要深度解析，对它的解析就要用到各种各样的科技方法。”

“其次，文物经历这么多年岁月的沧桑、经历了人为和自然环境因素的破坏，这些影响令文物本身的材质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比如它的成分、物相、结构等方面以及外在的一些力学强度，令它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都需要一些科学手段对它进行解析、对它所经历的过程进行实验室模拟，从而得出比较准确的比如产生劣化、病害等各方面的原因。就病害而言，今天我们已经了解到比如受到空气、温湿度的影响，空气污染的影响，环境中微生物的影响等，这些对文物所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要广泛采用各个学科的原理和方法对其进行研究。”

“第三，文物保护需要研究劣化的速度，目前的状况是稳定的，还是继续向前发展的，或继续恶化的？我们也要对其进行监测评估，就需要用到科学的方法。”

“最后，是我们常说的对文物进行修复和保护。修复的过程中就要用到适宜的材料，那如何选择一种适宜的材料呢？也要采取一系列的方法对其进行评估。之后，对文物实施保护修复以后，对它的保存状态的监测、评估也要用到科学的方法。”

苏伯民认为，多年以来，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和科技方法不断进入文保领域，逐步形成了一套严谨的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的整体程序，各个程序步骤都有对应的技术方法。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科学方法不断进入文物保护领域，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在壁画保护方面，敦煌研究院多年来也是按照这种思路和方法不断完善、不断探索。我们针对壁画所产生的各种病害的机理，选择适宜的保护材料，不断引入各种各样的技术方法解析古代的工艺、古代材料的变化过程，才使得我们今天在文物保护方面有了一定的成绩。

“这些成果的取得，令莫高窟的壁画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我们的这些技术成果不仅应用于莫高窟的保护，还应用于全国其他同类遗址的保护，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苏伯民强调。

浙江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壁画保护工程（一期）施工项目

文物的实体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并行不悖

苏伯民表示，敦煌研究院做数字敦煌的初衷，就是要敦煌壁画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我们利用数字化的手段，对现在所看到的敦煌壁画进行永久地、高保真地保存，使珍贵的数据可以保存下去。”

他强调，同时我们也在进行对实体洞窟的保护。经过多年来抢救性的保护和修复，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现阶段我们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对莫高窟很多濒临危险的洞窟的保护和修复，使得洞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监测预警平台

“近十年来，我们专注开展预防性保护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些成果中，包括在洞窟内安装了一整套风险预控的监测系统，可以实时监测洞窟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岩体含水量以及振动等，这些都是影响壁画长期保存的风险因素。我们再对这些因素影响壁画保存的阈值进行科学的研究，通过监测预警体系的设立，可以使所有环境因素和环境指标都处在安全的范围之内。”苏伯民说，“同时，我们每年都对壁画的本体进行目视和高清照相的记录式监测。经过这么多年的监测，莫高窟大多数的情况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今后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完善风险预警监测系统，使它预防性保护的能力和效果不断提高，以更好地使莫高窟壁画长久地保存下去。”

苏伯民介绍：“数字化的成果，也是预防风险发生的一种数据记录的手段。今天，我们有了这样的技术，可以把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据的方式保存下来，不仅是要用于壁画信息的记录，在数字化成果的应用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

“我们首先支持学术研究。数字化成果作为最清晰的现状资料，可以辅助开展美术临摹、开展考古研究、开展文物保护研究等。针对敦煌学研究，我们建立了数据库，让学者坐在电脑前就可以仔细地看到壁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不必非前往洞窟观察。我们也用这些数字化的高清图片出版了一些敦煌文化的学术专著以及画册。”

“这些年，我们还举办了很多展览。这些高清输出的精美敦煌壁画可以很快地带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为在全世界做敦煌文化的普及、展览，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苏伯民认为，实体文物的保护和数字化保护，是文物保护工作中两个并行不悖的技术途径。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这些珍贵信息的记录，同时也要做好文物本体的保护，使得更多的现代人，乃至后代，都能够看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莫高窟的容颜，能够看到莫高窟壁画精美的细节。

《敦煌研究》学术期刊

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2024年是敦煌研究院建院80周年。据苏伯民介绍，敦煌研究院总结80周年，有两个“不变”：第一个“不变”，就是敦煌研究院所坚持的“保护、研究、弘扬”的办院方针没有变，将来还要这样持续地做下去。第二个“不变”，是要坚持“莫高精神”，以“莫高精神”为事业发展的前行动力，使得每一个莫高窟人都能秉持“莫高精神”把保护研究工作做好。

苏伯民表示，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莫高窟视察，并在敦煌研究院召开了一次非常重要的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五年来，敦煌研究院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要求，在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苏伯民认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首先，敦煌研究院所保护的文物要有良好的保护状态，使文物不再进一步地劣化，这需要一系列的科学方法、科学体系对它进行监测和研究；再者，敦煌研究院要培养一流的保护能力，不仅在国内要领先，还要争取在世界上领先，在壁画的预防性保护方面要创新性地提出自己的保护材料和方法。

他提出，在建设敦煌学研究的高地方面，敦煌研究院要搭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敦煌学研究平台。敦煌研究院是国内外最大的关于敦煌学的研究实体，我们要发挥这个平台的作用，建设最全的敦煌学研究的资料中心，并搭建学术平台，每年吸引全世界的学者在这个平台上分享他们在敦煌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果。同时，发挥敦煌研究院自身在敦煌学研究方面长期以来所积淀下来的学科方面的优势。比如在石窟考古方面、在敦煌艺术方面，敦煌研究院多年来取得了大量的成就，也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涌现。所以，敦煌研究院是有一流的成果，也有一流的专家团队。

“今后，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要持续努力，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建设得更好。同时，进一步总结我们所掌握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把它变成行业的规范和标准，让这些规范和标准能够应用于国内其他遗址的保护当中，乃至应用于国外的同类型遗址的保护当中。”苏伯民总结道，“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输出一些敦煌方法、敦煌经验、敦煌标准。未来，我们将逐步按照这样的思路不断探索、不断研究、不断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