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保护:从“流沙地”到“先行者”
走进敦煌石窟监测中心,打开甘肃省石窟寺监测预警平台,敦煌莫高窟等6座石窟的旅游开放状况、文物保护现状、洞窟本体及微环境监测等内容尽收眼底,相关动态实时更新。
最远的庆阳北石窟寺,距离莫高窟超过1500公里。为了更好掌握风对洞窟的影响,莫高窟风蚀气象站可提供离地面10厘米至200厘米共五个高度的风速,数据之细令人惊叹。
这是2023年4月25日拍摄的莫高窟窟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敦煌石窟监测中心主任王小伟介绍,“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前预警—及时处理”的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种风险因素对遗产造成的危害,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保护可提前。
在石窟寺得到精细管理的当下,回首80年前敦煌文物保护事业初创之时,更能感受沧桑巨变、体悟前辈艰辛。
2024年6月7日,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游客参观莫高窟复制洞窟第276窟壁画。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 摄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大漠中成立。那时,莫高窟已荒废近400年。流沙从崖壁顶部倾泻而下,上百个洞窟被掩埋。壁画大块跌落,砸烂在地上。
首任所长常书鸿那时还不满40岁,曾是留法9年的艺术家、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既绚烂又凋敝的敦煌石窟,令他情牵不已、奔赴至此。在他的全力招募下,一批批有识之士告别优渥生活,投身大漠。
1956年,常书鸿在进行文物研究工作。新华社记者 刘庆瑞 摄
破庙当办公室,马厩做宿舍。这些手握画笔的年轻人,几乎用双手清除了300多个洞窟内堆积数百年的积沙,修建了千余米长的围墙,敦煌文物保护就此起航。
唯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自心底的深情,才能解释这场逆行。
已年过九旬的李云鹤,是莫高窟第一位专职修复师。回顾初见敦煌时壁画如雪花般掉落的场景,他说:“面对千年前绘制的壁画,不禁感叹古人的才华。但当看到壁画、彩塑损毁严重,我心如刀绞。菩萨缺鼻子、少嘴唇就不美了。”
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2020年底投运,可模拟零下30摄氏度到60摄氏度、10%至90%相对湿度的环境,助力实施更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截至2023年底已完成295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等平台进一步拉近敦煌与大众的距离……
拼版照片:上图为1957年10月,工作人员在莫高窟196窟内处理坠落的窟顶壁画(资料照片,敦煌研究院供图);下图为2022年5月16日,在莫高窟第231窟,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金礼在修复出现病害的壁画(新华社记者杜哲宇摄)。新华社发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敦煌研究院以80载奋斗逐步成为我国文物保护的先行者,壁画、土遗址保护等领域的理念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这些从敦煌走出的技术,已应用在500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工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