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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名相狄仁杰

□  张玉虎
       中国封建社会的盛唐早期,出现了一位睿智机敏,刚正不阿,政绩卓著,极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就是显赫于世,海内外闻名遐尔的千古名相——狄仁杰。
唐槐公园内景
       狄仁杰(公元630——700年),字怀英,唐代并州太原(今大原南郊区)人。至今,其故里狄村尚有一株古槐,枝叶繁茂,世代相传为狄母手植。而古槐旁仍有石碑一通,上刻“狄梁公故里”。
       狄仁杰出生于庶族官僚家庭。祖父狄孝绪,任太宗贞观朝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官至州长史。仁杰自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教育,一俟长成便以明经举第,出任汴州参军。初步仕途不久,即被污吏诬诉羁管,由黜陟使阎立本受理传讯。召讯期间,仁杰据理直言,申诉冤情。阎立本亦发现事属诬告,仁杰确实才学出众,实为“沧海遗珠”,遂举荐他为并州法曹参军。
狄仁杰像和清风长廊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高宗李治携皇后武则天出游汾阳宫,途经并州太原。并州长吏李冲玄,因去汾阳官路经境内妒女祠,深恐皇后遭妒女之嫉,发生不测,便征发吏民数万新筑御道,取悦皇帝与皇后。狄仁杰却竭力反对,不以为然地说:“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避邪?”俱令作罢,免去了一场劳民伤财的繁重劳役。高宗听到这个消息后,称赞仁杰“真丈夫矣”。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狄仁杰擢升为大理丞,掌管国家刑法之权。到任第一年,便亲躬审案,处理前任积案无数,牵涉人命17000多。他明察善断,循律准确,拆诉冤狱,颇得时人称赞,一时名声鹊起。就是这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两位将军,因误砍太宗昭陵柏树,引得高宗大怒,立命将他们处死。仁杰接到高宗斩杀两将的诏命,据理奏道:“国家法度已明,二人罪不当死。”高宗闻奏满脸不高兴地说:“诏命已出。”狄仁杰犯颜直谏:“今误伐一拍,便杀两将,若盗一抔土,何以处之?不当杀而杀,是法不信于人。我不能奉诏陷陛下于不道,恐后世议论陛下何为人主乎?”高宗闻言顿觉有理,遂收回成命,改处流刑。至是,仁杰之名,初震京师。
唐槐公园
       后来,仁杰卸任大理丞之职,放任地方官,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地处陇右之西,为汉戎杂居之地。仁杰到任后,体察民情,抚慰戎落,内外相安,甚得当地吏民欢心,郡人纷纷赞颂他的德政,并勒碑铭记。直至狄仁杰离任宁州重人朝为冬官(工部)待郎之后,御史郭翰巡察陇右,宁州百姓仍“歌狄刺史者盈路”。郭翰将仁杰的政绩奏上朝廷,还竭力推荐他升为文昌(尚书台)左丞。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六月,武则天特派狄仁杰为江南巡抚大使,巡视吴、楚之地。仁杰到江南后,看到当地民情异常,祭祀神祠之风甚嚣尘上,实为伤财害民之举。遂奏诸武则天准予废毁。武氏闻奏当即核准,于是,狄仁杰断然焚毁“淫祠”1700多处,只留下值得纪念和歌颂的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子胥等4种神祠,以享供祀。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是武氏则天废中宗李显之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的第五个年头。五年来,武则天为打击世族官僚地主的特权,扶植庶族官僚地主的力量,发动频繁的政治攻击。具有政治特权的大地主贵族世家,同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新官僚集团之间,矛盾日趋激化。四年七月,唐朝贵族、博州刺史越王李贞,豫州刺史琅玡王李冲等,起兵发难,讨伐武氏,图谋匡复中宗。然而,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李冲起兵不过八天,便作鸟兽散。李贞在博州狼狈响应,不数日也兵败自杀。豫州吏民听说由宰相张光辅为统帅的唐军将要到达,纷纷出城相迎。而张光辅所率的三十万唐军,却不论青红皂白,贪功抢掠,屠杀无辜百姓。之后,又以查寻李贞党徒为名,四处抄家掠物抓捕人众,连坐者六、七百家,籍没者五千余口。一时间冤狱甚起,受害者无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狄仁杰巡视江南归朝,卸去江南道巡抚大使的职务,授命于则天武后,赴豫州任刺史之职。到了豫州,他看到哀鸿遍野,无辜受累者甚众,内心非常不安。于是,一面命令部下给那些死囚开释刑具,一面秘密上书武则天,奏明原案的“诖误”,请求武氏“仁恤”。武后深知仁杰刚正,相信所奏属实,遂下诏改杀为流,全部流放丰州。当这批囚徒流往丰州,途经狄仁杰曾经治理过的宁州时,宁州父老热情迎接安慰他们,并感慨地说:“我狄使君活汝辈矣!”当时豫州囚徒和宁州父老,相携同往,痛哭于为狄仁杰所树的德政碑下,以示感激之情。
       对狄仁杰密奏豫州冤案,得准武后宽赦的磊落行为,奉命讨伐李贞的三军统帅、当朝宰相张光辅,大为不满。他指责仁杰以州将轻视元帅,恶言中伤,无所不有。仁杰不畏强权,辩解说:“乱汝南者本越王李贞,今李贞死,而万贞生。”张光辅不解何意?仁杰说:“你总兵三十万,讨伐目标是李贞。豫州民闻唐军至,踰城出降者四面而至,可你却纵兵杀掠,血流遍野,岂非万贞乎!我恨不得尚方斩马剑,加于你的脖子上。”作为一个新到任的州刺史,竟敢为民申冤、怒斥宰相,这是何等不畏强梁,敢于抗上的品德。张光辅虽然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但心中却怀恨仁杰不已。他还朝之后,连连奏本,妄告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抗上。武氏轻信于张光辅一面之词,先贬仁杰为复州刺史,又谪降为洛州司马。
白马寺一景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终于发现,自己偏信张光辅妄告,使仁杰蒙含不白之冤。遂知错立纠,把仁杰调回京师,委以重任,擢升地官(户部)侍郎、同凤阁(中书省)、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宰相)。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春季,武则天的宠臣、酷吏来俊臣罗织罪名,诬告宰相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和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等“谋反”。此时,正值武则天改唐称周亲登帝位的第三年,她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利用酷吏,大兴告密之风,对唐朝元老勋贵及李氏宗室,横加诬陷,大开杀戒。仁杰等既以“谋反”之名获罪,遂立即遭到逮捕。仁杰被捕下狱后,武氏仍对仁杰谋反之事心存疑惑。她亲命给事中李峤、大理寺少卿张德裕等调查落实,详察仁杰是否确实谋反。岂知张德裕、李峤之流,惧怕得罪酷吏,日后不得安宁,明知仁杰等清白无罪,被诬含冤,却仍附和来俊臣的诬陷不实之词。依据当时所定法条,讯问即承认反者,得免刑死;如不承认,即遭毒刑。来俊臣审问狄仁杰时,仁杰一问即招:“大周建国,万物维新,我是唐室旧臣,谋反是实。”仁杰一刑未受,即承认谋反之罪,于是狱卒不再对他严加防备,等待的只是“报有司徒刑”。哪知仁杰机敏过人,一待看守松懈,立即乘机从衣服上撕下一块绸布,写好申冤之状,密藏于冬穿的棉衣之中。然后把棉衣交给狱吏说:“时天方热,请转告家人去其棉。”仁杰的儿子狄光远,为父拆洗棉衣时,发现了申诉状,遂持状上告。武氏闻告立即召见仁杰并问:“既无反事,何故又招反是实?”仁杰回答:“不承认,则吃于鞭笞拷掠。”于是,武氏下令释放与仁杰一案牵涉之人,免于死罪,或贬为地方官,或流放充边。狄仁杰虽免于身死,却从一朝宰相之尊,贬为彭泽县令。
       武氏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十月,契丹兵陷冀州,河北震动,朝野 皆惊。武则天起用狄仁杰为魏州刺史,戍守北边,抵御契丹。仁杰到任后,收拾民心,悉数释放被迫进城守备的农民归返家园。一反前任驱民入城,缮修守备,僵蚕自缚的挨打战略。在短时间内军民振奋,百姓欢悦。契丹引兵来攻,发现情况不妙,遂引兵北退,使魏州不战自守。武则天闻仁杰兵不血刃,契丹自退,遂擢升仁杰为幽州都督,亲赐紫袍、龟带,亲笔在紫袍上写了“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12个金字,以示表彰。第二年十月,调仁杰回朝,初为鸾台侍郎,旋升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恢复了宰相之职。
       立废太子是中国每个封建王朝的举国大事。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武承嗣,数次使人游说武氏,争立已为太子。仁杰素知“二武”之心,遂以国家前途为重,从中阻止,对武氏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直谏:“你为元首,我为宰相,立太子是国家之本,岂能不预知乎?”他还以传统的人伦之情劝武则天说:“姑侄与母子那个亲?陛下若立庐陵王,则千秋万岁常享宗庙;而要立侄,没听说过侄为天子,而姑于庙者也?”狄仁杰语重心长的劝告,终于使武氏省悟,召庐陵工李显回宫,立为太子。粉碎了“二武”妄想争当太子的美梦,防止了一次动乱。
藏于白马寺内的狄梁公墓
       武则天晚年,日趋昏愦,奢侈无度,但信任狄仁杰愈重。久视元年(公元700年),擢升仁杰为内史。是年夏,动资巨万,求佛僧为其制不老之药;秋,欲奉佛教为国教,并准备修筑大佛像并巨寺。狄仁杰以国家兴亡为重,不惜跪于马前谏奏:“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如来设教,本以慈悲为主,兴工必役于人。当今边境未宁,若费官财,又尽人力,一隅有难,何以救之?”武氏一一从奏,悉数罢免。武则天常称仁杰为“国老”,“仁杰好而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仁杰也曾多次以年老告退,则天从不允许。仁杰每入见,则天“常止其拜”,并说:“每见公拜,朕也身痛。”这年秋九月,狄仁杰病故,享年71岁。武氏则天悲恸异常,失声叹道:“朝堂空矣!”“天夺吾国老何太早矣!”遂赠仁杰为文昌右相,并宣布废朝三日,以示哀悼。逮至唐睿宗时,又追封仁杰为梁国公。
       狄仁杰,青年入仕,耄耋而逝,效命唐室数十载。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忠于皇室,为李氏、武氏竭心尽命,鞠躬尽瘁;他勤于吏职,重视人民,走一处治一处,政绩颇为卓著;他刚正不阿,敢于抗颜直陈己见,受到世人的拥戴;他有胆有识,不向邪恶势力曲从,昭彰后世;他具有远见卓识,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之治,佐助武氏则天立下垂青历史之功勋。他的历史功绩必昭彰后世。
编辑:张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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